你在學校是否聽過以下對話，「別記我遲到，下次請你喝飲料」，或者是沒有報酬的直接要求？其實這看似朋友間互相「幫助」的小舉動與在政府或大型企業內所發生的「貪腐」過程極為相似。許多研究提醒我們：貪腐其實和日常選擇一樣靠近。在本篇文章中，筆者整理了《公共行政學報》第六十八期的兩篇文章，一篇透過舞弊案例分析吹哨者的心理與組織困境，另一篇則從大量判決書檢視貪污案件是否存在性別差異。這兩篇研究讓人重新思考：貪腐與你我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。
一、 為什麼「好人」也會做壞事？拆解舞弊的心理防線
當新聞出現高官收賄，我們常直覺地認為那是「人格瑕疵」。但陳有序在研究中引述了經典的「舞弊風險三因子」（Fraud Triangle），這是一套解釋正常人為何會跨越紅線的理論：
- 誘因與壓力（Pressure）： 在職場可能是為了達成業績（如世界通訊案中為了維持股價），在高中則是對成績的焦慮。比如，當你發現若這門課被當掉就無法畢業，那種強大的「壓力」就是舞弊的起點。
- 機會（Opportunity）： 制度的漏洞提供了溫床。陳有序提到，公部門為了防弊，設有主計、政風等「一條鞭」制度，讓考核權直屬中央以確保獨立性。在學校，如果考場監考鬆散，或者作業抄襲偵測系統失靈，這就是「機會」。
- 行為合理化（Rationalization）： 這是最核心的心理機制。你會對自己說：「我平常這麼努力，這次只是例外」、「老師出的題目太難，這是在刁難我們」。
David Callahan 在《作弊的文化》中提出一個術語：「滴滲式舞弊」（Trickle-down fraud）。他觀察到，當社會頂端的「精英階層」如執行長、頂尖運動員透過走捷徑（如阿姆斯壯使用禁藥）獲得數百萬美元報酬且未受重罰時，這種價值觀會像水滴一樣滲透到基層。當學生看到社會上「贏者全拿」的現實，會產生一種社會剝奪感，進而覺得「乖乖守規矩的人是傻瓜」，這正是作弊文化滋生的土壤。
二、 吹哨者的孤獨長跑：正義的昂貴代價
如果你發現班上最受歡迎的同學在集體舞弊，你敢說出來嗎？這就是「吹哨」（Whistleblowing）的難題。陳有序的研究詳細回顧了世界通訊案（Worldcom）中 Cynthia Cooper 的心路歷程。
Cooper 當時發現財務長將 38 億美元的營運支出非法列為「資產」，以此虛增利潤。她面臨的不是獎勵，而是高層的威脅，主管當面斥責她「管太多」，並刻意壓縮稽核部門的資源。當她最終決定向董事會揭發後，換來的是公司破產、六萬名同事失業。儘管她成為了《時代雜誌》年度風雲人物，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，那種看著同事失去生計、自己卻被視為「背叛者」的罪惡感，是長年揮之不去的陰影。在校園裡，檢舉作弊往往被貼上「抓耙子」的標籤，這反映了組織內部「同儕壓力」對正義的巨大拉扯。
三、 數據下的性別真相：女性真的比較清廉嗎？
關於貪腐，社會常有一種「女性較清廉」的迷思。郭銘峰教授透過文字探勘技術，分析了臺灣地方法院 2011 年至 2020 年間長達十年的判決書。這份數據研究揭示了有趣的現象：
- 判決結果的差異： 數據顯示，雖然在「有無罪」的判定上男女沒有顯著差異，但在「量刑」階段，女性被告被判處緩刑或輕刑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。
- 權力結構的限制： 這並非因為女性天生高尚。研究指出，這與「社會結構」密切相關。在貪腐網絡中，高層核心職位仍多由男性把持，女性常處於邊緣或基層職務（如小額出納或行政助理）。
- 機會成本的考量： 聯合國（UNODC）報告提到，女性在職場常面臨更多歧視與進入門檻，因此她們一旦進入職場，往往更珍惜職業聲望，不願冒險參與貪腐。
這提醒我們，校園裡的女同學可能顯得比較守規矩，或許是因為社會對女性有更高的道德期待，或是女性在非正式的小團體（如權力網絡）中被排擠。我們應該思考的是：如果給予女性同樣的權力與機會，貪腐的模式會改變嗎？
結語：誠信不是選擇題，而是是非題
從一杯換取「不記遲到」的飲料，到一場動搖國本的財務舞弊，其本質都是在「利益」與「規則」之間進行了錯誤的交換。透過這兩篇學術研究，我們可以看到：舞弊不只是個人的墮落，更是制度漏洞與心理合理化的共同產物。
作為學生的你，正處於建立價值觀的關鍵期。當下次面臨「微小的幫忙」或「微小的作弊」誘惑時，請記得 Cooper 的孤獨勇氣，也請識別那種「大家都這麼做」的合理化陷阱。誠信的代價可能很昂貴，但它是我們在混亂的世界中，唯一能挺直腰桿的理由。